张竞生（1888-1970）

如果张竞生所述是依据褚松雪的《我的离婚略史》，那么在《生命的印痕》中，褚松雪对自己的婚姻可能做了回避或隐瞒。毕竟，后文只是说有人为其说亲，而婚姻信息，并无透露。褚松雪“只身从遥遥的南方到山西教书以自给”属实，但这中间，她还到了北京，“拿做学问来医治心中的悲闷”。之后，才从北京去了山西，并开始走上写作之路，以及与张竞生结缘：

写作的兴趣，一天天浓厚，投稿的方向，也由《女星》到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信从各方面寄来，都是未经识面的文字之交。内中一位是研究哲学的，他的学问的光辉，使我的眼睛眩耀起来。他也在与封建势力搏战，社会上对他攻击得非常猛烈。由于同情遭遇的一点因缘，便引起了少年期久伏在心头的“奇士”的感觉，终于堕入情网。

这位“研究哲学的”，即是张竞生。张竞生了解褚松雪的人生经历后，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张竞生回忆：“我也因不愿意在家庭过了无聊的生活而出来的，我也因婚姻不得志而摆脱的，我也想为社会奋斗而生存的。一切的境遇倶同，难怪我即时起了同情心，立刻就写一短信去安慰她，并向她诚实地说我简略的身世。”为帮助褚松雪脱离困境，张竞生写信告诉褚松雪，北大虽暂时不招收女生，但最近成立研究所，国学门的主持人都是同事，可以帮忙介绍。他希望褚松雪写一篇论文寄来，以便推荐。这里所说的“同事”，自然包括在研究所国学门举足轻重的胡适。

褚松雪被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录取后，从山西回到北京。到京第三天，张竞生便带着褚松雪去见胡适。胡适对褚松雪说：“你的‘烽火扬州路’很有见地，但也多亏张教授推荐。张教授是革命党，也是洋博士，你以后应该多向他请教。”后来，张竞生与褚松雪互相吸引，一起生活。1924年秋，两人举办了婚礼，租住在什剎海北河沿20号的一座四合院里。据褚松雪回忆：“婚礼在长老会礼拜堂举行。日子急，远方亲友不及赶来。我方只来了方寄娘母女、赵佩云全家。男方来宾，除胡适外，我都不大认识。”应该说，胡适还是张竞争与褚松雪爱情与婚姻的见证者。

胡适与张竞生还有一段交往鲜为人知。1922年4月，美国生育节制运动的创始人、世界计划生育运动的领袖玛格丽特·桑格（Mrs. Margaret H.Sanger，1879-1966）访问中国，并应邀到北大演讲。受蔡元培委托，桑格夫人的此次演讲由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当天，桑格夫人作演讲，长达两小时之久，“听讲的人满坑满谷，四壁有站着的，窗口有趴着的，甚至把北大三院的窗户桌几都要挤坏了”。事后，北京多家报刊登载了桑格夫人的演讲词。《晨报副镌》还特别刊登了桑格夫人、胡适与张竞生三人的合影。这场规模盛大、影响较大的演讲得以成功举办，胡适、张竞生是功不可没的。

1922年4月，桑格夫人应邀到北大演讲，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

胡适与张竞生的其他往来，相关资料或语焉不详，或未曾记录，更多细节也就无从知晓。如，1922年6月，张竞生在日本度假。其间，他从九州致信胡适，索要《努力》周报。《努力》周报系时政刊物，是胡适退出《新青年》编辑部之后创办的刊物，1922年5月7日出版第一期。该周报以论政和启蒙为主题，汇集了不少新的政治与思想主张。人在日本的张竞生也许是想先睹为快，才迫不及待地向胡适索要。

四

胡适与张竞生的“交集”中，还有一个特别的部分，即世界名著的翻译。在这个问题上，两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早在留学美国时，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就表达了自己的翻译设想，即“从输入欧西名著下手，使吾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1918年4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更是详细指出：

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为国内真懂得西洋文学的学者应该开一会议，公共选定若干种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约数如一百种长篇小说，五百篇短篇小说，三百种戏剧，五十家散文，为第一部《西洋文学丛书》，期五年译完，再选第二部。译成之稿，由这几位学者审查，并一一为之作长序及著者略传，然后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选。

对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出版物，胡适极其不满，表示“萧条极了”，“除了林琴南的小说之外，市上差不多没有什么书”。而且，林琴南还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

数年后，张竞生的翻译计划与胡适的翻译设想不谋而合。1928年3月，当胡适见到张竞生关于着手实施大规模译书计划的公开信时，不禁引为“同道”。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北大学生聂思敬来谈。他带了张竞生一封信来。竞生也有大规模的译书计划。此意甚值得研究，不可以人废言。”信中，张竞生提出：“据竞生个人实地在书店及编辑部经验所得，断定如有十万元资本，以之请编辑七八十位，按时译书，则数年内可将世界名著二三千本，译成中文，其关系于我国文化至深且大。兼以经营世界各种名画与雕刻品，使美育及于社会，于艺术与情感的影响也非浅鲜。”可知，张竞生比胡适想的更多更远，不仅翻译世界名著，还要经营世界各种名画与雕刻品。对于这番计划，张竞生热切呼吁：“诸先生为文化计，为利益计，幸勿漠视下头所拟的计划。若能努力使其实现，而使我国于数年之内无论何种学问皆有完善与系统的译籍，则不久我国思想界定能起极大的变动，于各方面如文学、科学、哲学、实业等，必能放出极大的光彩。这种关系于我国文化的前途，更非区区的利息所能计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