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竞生的设想，胡适深以为然，并将其公开信精心收藏。而胡适之所以感叹“不可以人废言”，主要是因为彼时的张竞争早已“身败名裂”，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了。1925年，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发征稿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并收稿两百余篇。1926年4月，张竞生选择其中七篇编为《性史》第一集，由“性育社”印行。一夜之间，曾经的哲学教授背负“文妖”“流氓”“淫虫”等种种骂名。连胡适也曾表示：“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八股文，何处不是中国特征？”不管此《性史》是不是彼《性史》，胡适都不曾公开为张竞生说几句话。此后，张竞生“左冲右突，上下求索，始终无法摆脱‘性博士’的恶名”。

对于世界名著的翻译，同胡适一样，张竞生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未能实现的志愿》中，张竞生表示：

我生平最遗恨的，是廿余年来想与人共译世界名著，到今日尚毫无着落。这个志愿本来是已有二三次机会可以成功的，但终于无成就。当美的书店开张一年后，经济已有办法，我正想集中人才，共同进行译述世界名著的计划。不意一连十次受了起诉与搜查的摧残。终于不得不关闭。个人生计尚属小事，最恨是这个大计划也随而消灭了。

张竞生第二次往欧洲后，还曾联系时为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提出以一种名义给十万元为译述世界名著之用。张竞生在信中详述办法，“即是所出丛书，所有权为广东省。不但世界古典名著予以择要译出，而又着重于科学名著的介绍，推而到技术上，如工程，如野外运动，以至于打猎、钓鱼、栽花、种果各种民生著作也有系统的译成”。对于张竞生的设想，陈铭枢极端赞成。可惜，时局变易，陈铭枢失势去职，张竞生的翻译计划只有落空。

幸运的是，张竞生无法实现宏愿，胡适后来却迎来了一次大好机遇。1930年7月2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在南京教育部会议室举行。会议决议将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改组为编译委员会，聘任胡适为委员长，并通过修正简章及本年度经费五万元。编译委员会的工作包括由历史部选择世界史学名著，如时代史、各国史，或一种学术，或一种运动专史之类，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以及由世界名著部选择在世界文化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如此，胡适终于可以大显身手、施展抱负。

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十四次报告》，到1939年底，编译委员会“历年编译之书籍，达一百八十二种。其中已经出版者七十一种，共七十七册，已经付印者二十五种。已经翻译完竣者六十三种，正在翻译中者二十三种”。不到十年时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殊为不易。如果张竞生知道这份成绩，大概也是倍感欣慰的。而胡适一边，他果然没有“以人废言”。

在那封公开信中，张竞生还提出：“现在国内大书店如商务、中华之类的编辑部，因其制度不善及编辑不得人与其思想的腐朽，以致虽有资本而出不了美善的书籍。我们今后的编辑部重在以专门的人才得以专心编辑各种有系统的学问，尤注重在介绍世界新颖的思想，以便引导我国人的思想与世界相沟通。”对此，胡适也是高度认同。当年，他在考察商务之后，就曾向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建议，要从设备、待遇、政策、组织等方面加以改进，使编辑安心、专心。胡适说：“脑力的工作不在时间的长短，而在能养成可以工作的态度与心境。得了可以工作的态度与心境，虽欲罢而势有所不能了；若无此种心境，虽终日伏案，也不过是装腔作势，其实无甚效果。”两相比较，张竞生的这个建议，亦是不可“废”的。

值得一说的是，张竞生的不少“性”言“性”语，也不无道理。当年，张竞生在北大公然开设“性学”课，主张节育、倡导“放乳”等，在彼时“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的“语境”下，被攻讦，被通缉，被驱逐，都很正常。胡适作为新文化的领袖，受过国外民风习俗的深刻影响，且对缠足、束胸、贞操、女权等诸多伦理问题做过深入研究，理当知道张竞生言论中的“合理”成分。遗憾的是，无论是张竞生在北大时期还是脱离北大以后，胡适都没有为张竞生说几句“公道话”。当他在日记中感叹“不可以人废言”的时候，不知有没有想过，不能“废”的，除了张竞生有关翻译、编辑的意见建议，还有他关于性的一些言论——虽然惊世骇俗，却不乏科学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