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4日，贾樟柯电影《风流一代》在大同告别放映。一位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小老头”吸引着大家的视线。他戴着红色帽子，看上去像生过一场大病，整个活动始末只说了两句话，话未完已泣不成声。可是电影的开头，男主角20余年前还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小伙儿，人称“大同张国荣”。观众也在这部电影中看到几乎所有贾樟柯电影的影子，看到经历了起伏跌宕仍有温情的山河故人，也看到人人都在梦想创造属于自己的海上传奇。

贾樟柯喜用长镜头，通过缓慢细致镜头的“抚摸”，普通人的面庞一一呈现，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几乎看不出他们有何特别之处，但当他们出现在大银幕上时，观众得以重新打量他们，思考他们的价值。

“这是本能的选择。”贾樟柯说，“我在大杂院中长大，有七八户人家，有工人、农民、教师、军人、警察。当我成为一个有机会表达和创作作品的人的时候，这是我很难背叛和离开的一群人。”

有人说，离开故乡才能发现故乡。贾樟柯离开汾阳，到太原，到北京，到海外，离故乡越远，反而更看清楚了故乡。他总结出一套“差异性写作”方法：在北京的时候写故乡，在故乡的时候写北京、上海。

谁是风流一代？贾樟柯这样解释片名：所谓“风流”，既是一群弄潮的人，也是一群跌倒在浪里的人。其实，那些如巧巧般历经过风吹浪打，依旧坚挺着屹立不倒的人，也是“风流一代”。

每个人都可以是风流一代，每个个体的努力都不白费，历史的呈现里有每个人的贡献。“我想用电影去面对，无论哪一个时代，所有人都要经历的那些不可回避的艰难时刻。”

贾樟柯少年时总喜欢站在马路上看人。他说，那些往来奔走的不认识的人，总能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温暖的感觉。拍纪录片因此成为他自然的选择。“重要的是每当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觉得在身体里快要消失的正义、勇敢，这样的精神又回到了我的体内。这让我觉得每个生命都充满了尊严，也包括我自己。”

故乡是拍不完的

在《山河故人》中，背井离乡10余年后，重病缠身的梁子，带着妻儿回到故乡，等待生命最后一刻的停摆；《江湖儿女》和《风流一代》里中风偏瘫的“斌哥们”也都回到了家乡。

贾樟柯说，他的电影关注的是在生活中受到挫折的人，基本上有一种统一的行动轨迹就是回到故乡，这也是现实中很多人的现状。“当他们带着漂泊的记忆决定回到故乡时，不仅仅是《风流一代》里郭斌说的‘还是家里好，起码有套房’，可能还有亲情、人情，有熟悉的生活方式。”

1970年5月，贾樟柯出生在山西汾阳。父亲是语文老师，母亲在县糖业烟酒公司的一个门市部当售货员。他还有一个大他6岁的姐姐。

贾樟柯一直自称汾阳小子，珍视在这里的个人经验。在故乡，贾樟柯最早感受到一种来自基层的世代传承的朴素与美好。小时候，父母工作忙，经常不在家，他就跟姐姐去找同院的“奶妈”，跟她学剪纸，听奶妈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饿了就跟奶妈一家人在一个锅里吃。

在故乡，贾樟柯度过了“混乱、躁动”的青春。在他的印象中，汾阳城不大，骑上自行车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用不了5分钟就能穿越。他曾经骑着自行车整日穿梭在狭小的县城里，兜兜转转，不知道方向。他偷点一支香烟靠在谁家的后墙上看风把电线吹得呼呼直响，在一个歌舞团里跳霹雳舞，到录像厅里看电影，和朋友们到街上横冲直撞。

在故乡，贾樟柯有了记录时代变迁的想法。贾樟柯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后，某年春节回家，很多小时候的同学、朋友到他家里来串门、聊天，他看到社会的转型正在给这个小县城的基层人民生活带来各种深刻的具体的影响。

曾有记者问他从偏远的吕梁山来到北京，在电影界打拼有无感到压力和自卑，贾樟柯说，“当你将表里山河5000年历史装在心里时，你确实心中有底，走得踏实”。

贾樟柯举例说，山西是关公故里，在山西的文化里，有时候会把“情”和“义”分开，“情”是基础，“义”是承诺和责任。随着时间推移，人与人变得陌生，情感也趋于淡漠后，还会有“义”的精神处理人际关系。“我非常怀念过去在山西的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情义。”

于是，《站台》《山河故人》《江湖儿女》……山西汾阳成为贾樟柯电影里重要的美学场景。

“故乡是拍不完的。”贾樟柯笃定地说，“无论导演在哪拍，其实都是在拍故乡。”

和经典呼应

“我们在看电影，电影中的人在看我们。”贾樟柯说。

电影也如小说，开头如何落笔，结尾又怎样，有灵感的地方，神来之笔，都能看出来。比如小武被铐在路边的电线杆上，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即兴而不是预设的结尾。同样是结尾，《山河故人》漫天飞雪中独自跳舞的沈涛留给观众几多慨叹……

除了无故事情节，游历式拍摄，《风流一代》是“无语”的一代，全片女主角没有一句话。这种创意不是硬造的，也不是预设的。贾樟柯在剪片过程中才感觉语言是多余的。“女性是复杂的，如果她讲出了一个结，她就是一个结，如果她沉默，她就有千千结。”

贾樟柯曾说：“我非常在意和经典的关系。”他在电影中加入了晋剧元素，但他也承认，小时候觉得很吵，不识里边的古音，那些古音的悲凉、屈辱后来才能听出来。《风流一代》最早的灵感来自苏联电影人维尔托夫电影《持摄像机的人》；《小武》成片过程受到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的启发；长镜头的运用又让人想起130年前电影诞生时的《工厂大门》，电影发明人卢米埃尔兄弟将摄影机架设在工厂门外，记录下班工人走出门外，骑车的，走路的，一幅自然朴实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