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周刊：您的电影里面经常有一些饱经沧桑的普通群像，这是怎样的思考？

贾樟柯：《风流一代》里有很多群像，有点像今天的随手拍。整部影片用了很多不同的摄影方法，有固定的凝视，也有像抚摸一样慢慢地移动，这些都凝聚了当时创作者的情感。我们以一种具有情感的方法拍摄下非常多容易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的面孔，普通人的肖像，并作为影像记录下来，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要求，我相信100年过后，人们会说，当时的电影工作者，他们这么关注普通人，我想这就够了，它带有一种人文精神。

筹拍中的《在清朝》属于商业电影

草地周刊：您会尝试商业电影吗，还是就坚持以往的风格？

贾樟柯：我自己不排斥其他风格电影。我刚做了一个6分钟的AI短片。不同的故事适合不同类型和方法，没准儿将来有些题材适合用商业片方法完成，但即使是商业片，肯定还会延续我的人文思考，对我关注的群体的讲述，这点不太会改变。我不是一个为变而变的人，但是人不变是不可能的。当时代需要你改变，当新的时代情绪需要商业电影来表现时，我是绝对不会排斥的。我也是商业电影的观众，我一直在筹备《在清朝》，讲述晚清时代整个民族的觉醒，这个就适合商业电影表现，它要复原一个晚清的时代，要重新置景，制作服装，是一部武侠情节剧。

草地周刊：您现在身份的变化会不会影响您观察社会观察故乡？

贾樟柯：对于电影工作者来说，你从哪里来，你愿不愿意属于来的地方，是主观选择，虽然客观一直在改变。我自己从汾阳来，我一直自称汾阳小子，那是我情感所在。我始终认为我属于这样的地方和区域，我很轻松就会回到我的生活里面。但是如果你不认同过往、不认同出发的地方，那怎么都回不去。要有能力把自己空投到自己曾经的生活，成为其中的一员，我认为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始终告诉自己，你就是山西省汾阳县辘辘把街5号的那个贾樟柯。

草地周刊：故乡您拍了三部曲，故乡这个题材拍完了吗？

贾樟柯：故乡是拍不完的。有一个秘密，无论作家还是导演，无论他拍哪儿，其实都是在拍故乡。故乡意味着是我们认识世界最初的样子。无论我们走多远，故乡给我们描摹的世界是我们的一把尺子，我们带着这把尺子上路。比如我去纽约拍一部片子，我去巴黎拍一部电影，其实都在用故乡去衡量另外一个区域，寻找那个区域的特点，同时来定位发现我的故乡。甚至你在拍太空，其实也是在拍故乡，因为你遭遇一个新的区域后，你界定它的还是故乡给你的尺子。故乡的这把尺子想丢都丢不掉，所以远远谈不上拍完，但也并不是说一直以故乡为背景拍电影，但故乡教给你的东西，一直会随身携带。

实拍电影的魅力是AI取代不了的

草地周刊：您刚才谈到人工智能，您想象未来的技术对电影会有多大的改变？

贾樟柯：要判断它很难，但是我觉得可以按照我们想要的样子去推进改变。目前来说，电影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生成剧本、海报这些都不是颠覆性的，颠覆性的是人工智能生成影像。人工智能生成影像的发展速度是以月来计算的，进步速度非常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很乐观，还是我们的工具，可能会制作AI电影，这跟实拍电影、动画电影都不一样。第二种是完全悲观，传统电影行业被它取代了。但我一直倾向于中间，科技走向是由应用者来决定的，应用者勇敢地去使用它，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就会向你希望的方向发展。可能比较良性的方向就是新的合作伙伴，就像我们剧组可能多了一个导演叫AI导演，一起来完成电影，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道路。但更多的其实很难预测，有没有更新的视听方法，更大地威胁到电影，目前来说是存在可能性的。

但是实拍电影的魅力是AI取代不了的。人工智能生成影像更加逼真地还原现实，是挡不住的趋势，但有一点，对于电影制作者来说，有一个不可取代就是带着摄影机与生活遭遇的魅力和快乐是取代不了的，就像《风流一代》。也许银幕变少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拍电影，电影生活的魅力和快感是无法取代的。让我在电脑前待两三个月制作一部电影，跟让我拿着摄影机进入生活两三个月，我肯定选后者。阻力重重，充满了可能性，但我觉得多拥抱科技，才能让它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向发展。

草地周刊：电影的概念会发生改变吗？

贾樟柯：电影的概念不会改变，目前电影的概念就是通过影像这种媒介复原物质世界，但是比较难预测的是终端的变化，比如我们现在比较留恋集体观影，所以电影院还存在，哪怕票卖得不好，即使三五个人在一个黑屋子里看电影也是群体观影，票卖得好，一两百人在一起看，这种群体观影，情绪的互相感染是其他媒介没法比拟的，有种仪式感。终端的变化，甚至科学家也不知道往哪里跑。会出现新的终端，观看电影模式会改变，但电影万岁。

草地周刊：您在电影学院学的是电影理论和编剧，后来又当导演，对于文字和影像的切换与表现优劣有怎样的体会？

贾樟柯：文字和影像，文学和电影都有不能互相取代的地方。文字是抽象的，它唤醒的是你的想象，你的想象世界是一个理想化的，抽象的，甚至是语言无法描摹的，但是电影是具象化的，某种程度上，文学改编成电影经常面临的一个危机是，无法达到读者想象的预期。抽象的文字和具体的影像跨媒介之间产生的问题，如果这两者不跨媒介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比如梁山伯的形象，你心目中的梁山伯永远是完美的，变成影像就会引起失落感。但另一方面，有一种真正的电影感，电影作为一种语言，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语言的尽头”，也能表现语言无力表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