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系统梳理五年来“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的成果。

作为史书中记载的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由于尚未发现当时的文字证据，对中国考古学而言，夏的存在长期被视为“哥德巴赫猜想”。

“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枢纽，以夏为支点，向前可追溯三皇五帝、文明源起，向后可勾连商周及后世朝代。”在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孙庆伟看来，夏代信史地位事关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根基。

1959年，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夏文化探索序幕由此拉开。

随着新发现多处夏时期遗址，首次发现多网格式都邑布局，多学科复原夏代兴起、发展的背景、动力……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以中原为主战场，用丰富的实证材料不断还原夏王朝真实面貌，一幅关于“最早中国”的全景图正徐徐展开。

清晨，二里头村还未苏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便早早来到发掘工地，开启一天的忙碌。

“目前正发掘的17号建筑基址位于宫殿区中心，已发现南、北两组排房式建筑。”赵海涛指着探方内坚硬、致密的夯土遗迹说，北侧排房式建筑结构清晰，面积约310平方米，是二里头迄今发现的最宽的排房建筑，对研究夏都城市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头遗址是同时期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都城遗存，展现出无比恢弘的王朝气象。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及研究表明，二里头都城为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体现出社会结构等级分明、严谨有序，表明当时统治制度发达。这是判断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赵海涛说。

不止二里头遗址，近年来，“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河南叶县余庄遗址，为探索夏代礼制来源提供了重要材料；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填补了夏王朝次级中心聚落形态研究的空白；山西运城夏县东下冯遗址，大量铜矿石、铜炼渣显示夏商王朝对晋南地区资源的管理与控制……夏文化的全景图不断增添关键画面。

田野考古持续开展的同时，随着多学科研究的介入，夏代先民是何坐姿、以什么为食、生活环境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变得日益清晰：

——“通过对400多例从仰韶至商代的人类骨骼标本进行分析，综合古DNA、人骨病理以及古文字学研究发现，夏代中原先民通行跽坐，跽坐成为中华文明‘礼制基因’的重要组成。”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人员通过对河南夏文化相关遗址的植物遗存浮选分析发现，稻作已经相当普及，小麦开始出现并日趋重要，农业生产延续古代中国北方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传统，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近年来，随着田野发掘与科技考古的不断深入，同时结合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研究，多重证据逐渐累积表明，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说。

不远处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中，静静陈列在恒温展柜里的炭化狗尾草籽粒，记录着夏代先民的农耕记忆，与窗外大地萌发的新芽产生了一场跨越3800年时光的奇妙呼应。

随着夏文化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夏朝存在、夏为信史”已成为学界共识。于是，让沉睡的遗址焕发新生，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讲述“最早中国”故事的探索，也在各地徐徐展开。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海旺介绍，近年来，河南通过推进二里头遗址申遗，举办高规格文化研究论坛、夏文化研究系列学术讲座，推动夏文化普及读物出版等方式，让夏文化不断走进大众视野。

“作为探知夏王朝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以科技为翼、以创意为媒，构建跨越古今的对话空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长李文初说。

占地数百平方米的数字馆中，巨大的影像效果迎面而来：宏伟的宫殿建筑、隆重的祭祀、复杂的手工业制作……近40台投影设备构建起沉浸式三维影像空间，让人仿若置身“赫赫夏都”。

另一边的“数字魔墙”上，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以数字化形式集中展示，游客们轻轻点击互动屏，便可让“国宝”在指尖流转，趣味横生。

据李文初介绍，2024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接待游客量达130万人次，“这其中既有来自国内四面八方的游客，也不乏从世界各国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

围绕夏文化核心资源，近年来，河南多地还在研学和文创方面打造“最早中国”品牌。

博物馆内，依托绿松石龙纹样设计的丝巾、根据青铜爵造型制作的雪糕等，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网红”文创产品。

据介绍，目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已与多个商业公司合作开发文创产品100余款，2024年文创收入逾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