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改组后，成立了古代史、近代史、文学、哲学四个编辑室，后来又增设了历史小丛书编辑室。改革开放后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很长时间的李侃同志那时在近代史编辑室工作，曾到上海找过我组稿。我正同胡绳武同志合作撰写多卷本《辛亥革命史稿》，没敢承担更多任务，只是为中华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写了一本《黄兴》的小册子。但从这时起，我就同李侃同志结成了终生好友。

有一件事不能不说。1959年，周恩来总理担任第三届全国政协主席，提议由亲身参加或与闻有关历史事件的老人用回忆录的形式撰述近代历史资料出版。这就是影响很大的《文史资料选辑》。它最初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文化大革命”前共出版55辑，成为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必须阅读的书籍。这套书最初是有严格级别限制的内部读物。我费了很大力气才购得一套，真是爱不释手。

还必须讲到，这时根据中央的要求，中华书局同史学界、出版界通力合作，集中一大批专家学者，用18年时间完成“二十四史”（连同《清史稿》）和《资治通鉴》的点校出版工作。在1962年前出版了前四史，以后的工作也做了安排。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对这项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的完成，我肃然起敬。

1965年初，我奉调随原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同志到北京文化部工作。石西民同志作为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分管出版工作。他要我到中华书局去看金灿然同志了解情况。中华书局当时的办公地点在翠微路。今天翠微路已经是北京的繁华地带，当时却像是郊区农村，但很安静。记得金灿然同志坐在室外藤椅上，挥着蒲扇，向我谈中华书局的雄图大略，还讲到“人弃我取”的用人方针。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

正当中华书局方方面面工作蓬勃展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迅猛席卷全国。书局的工作被迫完全停顿，职工都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我也去咸宁干校一面劳动，一面接受无中生有的“特嫌”审查，有三年不许回家，更不许看书。如果拿起书本，就会受到训斥：“看什么书？自己没事啦？不考虑考虑问题？”所以，整整三年没有看书。就是《毛选》，除要我朗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以外，也不让看其他文章。有一次，派我到咸宁汀泗桥的出版系统工地支援劳动，见到老友李侃和不少中华书局的同志，感到格外高兴。那时，说我自杀的传闻在各地流传很广。后来李侃同志告诉我：有位朋友给他写信问，听说我已“畏罪自杀”，是否属实？李侃同志回信说：我前几天还看到他，哪有这回事！其实，我尽管处境艰难，自杀的念头却从未有过。

到1970年代初，因为马王堆汉墓、满城“金缕玉衣”等重大考古成果的发现，周总理批示要恢复《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三个刊物（那时除《红旗》外，其他刊物都已停刊），还指示文物出版社要进口新的印刷设备出版文物图册。这样，主持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图博口负责人王冶秋同志不管咸宁干校对我的“问题”有没有作结论，就发出调令。回到北京后，任命我为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当时没有总编辑，后来又任命我为总编辑）。调令一来，干校对我那个纯属子虚乌有的“特嫌”问题立刻作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后来听说国务院出版口负责人徐光霄同志本来也打算调我到出版系统工作，但想等我的“问题”作了结论后再发调令。从这一点来看，王冶秋同志的魄力还是比徐光霄同志要大。

在我到文物出版社工作前后，图博口还为文物出版社从出版系统干校调入好几位业务水平很高的干部，如人民出版社的杨瑾、叶青谷，中华书局的王代文、俞筱尧、沈玉成。从中华书局调入的好几位来看：王代文同志先是任《文物月刊》编辑部主任，后来接我担任出版社总编辑；俞筱尧同志先担任总编室主任，后来当副总编辑；沈玉成同志是业务和文字素养都很强的优秀骨干。我同他们朝夕相处十年，更增强了对中华书局的了解和亲切感。

改革开放以后 

“文革”结束后，我没有很快回到自己原来更熟悉的专业岗位上去，而是继续在文物出版社工作了五年。重要原因是：当我在十分困难、没有什么单位要我时，只有文物系统要了我并且委以重任，总不能在环境改善时就自奔前程，做人也不能这样做。直到1981年5月，由组织决定借调我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周恩来传》的编写。但同中华书局的朋友仍常有往来。记得参加纪念中华书局成立90周年的大会时，听季羡林先生在大会发言中送给中华书局八个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听了很有同感。

1983年，我正式调到文献研究室，以后担任过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和中国史学会会长。那时工作比较忙，工作头绪也多。回想起来，中华书局在这个时期同我直接相关的，主要是两件事：

一件是关于孙中山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工作。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在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三个伟大人物之一。中央一直十分重视这项研究工作。1984年，由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宣布成立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由胡绳、刘大年同志分任正副会长。在他们主持下，召开了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产生不小影响。我担任学会秘书长，做了些具体的组织工作。围绕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中华书局出版了一系列文献。

中山大学林家有教授曾写道：“研究者与出版者，对于学术的发展而言，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缺一不可。”“应当说，近二十年的孙中山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孙中山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受人关注的一门‘显学’。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和研究态势的形成，固然有赖于学者们的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同时也离不开出版界的支持、配合和努力。”这些论断是很中肯的，我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