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斯诺研究专家安危介绍，1970年8月14日至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来华访问，他把1935年至1937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底片全部赠送给中国的博物馆。博物馆给了他八千元报酬，他却执意不肯接受。陪同人员一再坚持，他只得收下。后来，从昆明机场出境时，他在起飞前递下一个包，把这笔钱原封未动地退还。

曾多次陪同斯诺访问的外交部英文翻译徐尔维说：“这老头子是一个硬骨头，他每次访问中国都是不容易的，他从不愿意作为中国的客人由中国政府支付路费。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会引起外国人的非议与诽谤，怀疑他报道的真实性。他到中国各处访问，也是如此。”

“失去读者，就等于失去生命”

斯诺出生在美国的密苏里州，据说那里的人更信奉“眼见为实”。安危说：“斯诺是一个胸怀民众，坚持‘眼见为实’的人。”

在斯诺看来，新闻纪实不能有任何虚构，每个人物，每一句话，甚至每个表情，都要有可信的信息来源，要么是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要么来自可信的资料辅证。这体现了一个优秀记者的职业标准与追求。

“斯诺写出了这种黄土地上的精神之光，也写出了采访过程的惊险和精彩。史实的珍稀、格局的宏大、细节的传神、经历的传奇、文化的角度，共同汇聚出一曲陕甘宁苏区的黄河大合唱，载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奋斗不息。”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杨新岚说。

1936年，斯诺在陕甘宁苏区采访期间，为了尽快将那里的真相和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革命经历，以及红军长征的动人事迹，及时公之于世，在夫人海伦?斯诺的协助下，斯诺全力投入紧张的采访和报道之中，并迅速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和一系列有关苏区的特写报道，每一篇都引起轰动。

当时，国民党对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领袖大肆污名化，斯诺以其亲身见闻，向世人展现出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真实形象。

在斯诺的笔下，毛泽东“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可能会成为非常伟大的人物。”斯诺的描述，使外界看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毛泽东，一个坚忍的、睿智的、果敢的、有着杰出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的红军领袖。

1937年1月25日，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用六个版面发表了斯诺拍摄的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员的首次亮相”。其中的一张照片以及为其配写的说明格外引人注目：“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25万美元。”这是当时国民党捉拿毛泽东的赏金。

这张照片，成为那个时期毛泽东的经典形象：头戴八角红军帽，神情沉着，英气十足。

据当时在场的国际友人马海德回忆，拍照时斯诺可能觉得毛泽东头发略显凌乱，就随手把自己头戴的红军帽给毛泽东戴上了，这才有了这张著名的照片。

赴陕北苏区采访，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无疑是拿命冒险。斯诺本人也并非没有顾虑。因为听说那里有很多的流行病，所以出发前，当时所有能打的疫苗，他都打了。

“但他没有退缩，穿越重重阻碍终于抵达苏区，对红色中国的众多人物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甚至还跑去战争的前线采访了正在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徐海东等人，获取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最终在书中呈现了一个真实、系统的红色中国，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脚印说。

“我在阅读《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书里面一些闪闪发光的人物：从一开始帮助斯诺进入根据地的王牧师，到陪同他一起的红小鬼胡金奎，再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些红军主要领导人等等，无论着墨轻重，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非常鲜活饱满。”王蔚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战争的背景下，能细致地关注到人的个性、经历、命运，这也是这部作品能够不断地引起共鸣，感动我们现在读者的一个原因。”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斯诺仍然想着还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没有写完。在中国医疗小组出发前，我国政府已为斯诺在北京日坛医院准备了病房，并租好了法航班机，计划把他接到中国治疗。

可是，斯诺一方面对毛泽东、周恩来的美好心意极为感谢，同时他又说：“我现在去中国干什么呢？我现在又不能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什么事，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我是记者、作家，研究的领域是中国。如果我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助或款待，无论我报道得多么客观、多么公正，人家都会给我打问号，我就会失去读者。一个作家失去他的读者，就等于失去生命！我和埃德加?斯诺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海伦?斯诺曾经对安危说。

“跨越了85年的一段佳话”

《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与流传本身，也留下了诸多传奇故事。

“在国外，它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流传到全世界，被摆在罗斯福等外国领导人的书桌，甚至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它的第一个中文版诞生在1938年的上海租界，尽管出版后立即被国民党封禁，却仍以各种方式迅速传播到中国的大江南北。那是战乱年代，当年具体的发行数字不好估算，但各界爱国人士都看到了它非凡的价值，想尽办法冲破封锁对它进行传播，比如改书名、节选等等，无数爱国青年受其感召，怀揣它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脚印说。

1938年2月，在当时的“孤岛”上海，由胡愈之先生以“复社”名义，秘密组织翻译出版这部作品。这个“复社”，是由胡愈之等一些文化名流筹办的一个民间的非营利性的出版组织。考虑到当时政治环境，书名没有按照英文版书名直译，而是取名为《西行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