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一言的想法略有不同。在和朋友聊起自己接受心理咨询的经历时，她发现许多男性也有情感诉求，但被来自社会的刻板印象和期待所压抑。面对互联网上的求助者，她不怎么在意性别因素。

　　心理咨询的体验还促使着徐一言鼓励求助者们也尝试这样的办法。而对于不具备经济实力的求助者，她会提到免费的同类资源，比如热线电话和公益组织，或是刚入行的费用不高的咨询师。如果学校提供，青少年还可以求助校内的社工或相关咨询中心。

　　也有其他“互联网妈妈”会在遇到复杂的问题时提及专业治疗，再通过回帖为考虑这样求助的“孩子”提供指导。

　　一位“妈妈”与帖主分享在精神科挂号的注意事项。

　　在徐一言眼里，除了极端的情况，许多亲子间的矛盾都是共性的问题，是上一代人经历了创伤后，未经反思地将一些有意无意的伤害带给下一代。许多应当被表达和传递的爱也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被压在个体心底。

　　“现在的年轻人比我当时能获取这些知识的途径多很多了。”她说，“懂得求助的人也是很聪明，很勇敢的。”

　　在以小组或话题为桥梁的“互联网母女（子）”中，少有作为轴心的存在，网友们萍水相逢，互相疗愈。魏茜、徐一言和张梓昕都默契地提到，即便对方展现了充足的信任，她们也会避免在帮助中谈及隐私，时刻注意着自己只是“在这时假装妈妈”，来防止求助者们陷入过于依赖“互联网妈妈”的又一个漩涡。

　　“萍水相逢”式互助的背后，是豆瓣、小红书、微博等平台的“社群”特征。社群里基本是互联网“妈妈”，而非“爸爸”，网友常在其中谈及性别歧视、婚育、家庭中的父权等话题。

　　以短视频平台为首的其他互联网角落，有与之不同的“电子父母”模式——有的博主会科普年轻人不熟悉的生活技巧，也有本就是家长的夫妻博主展示家中的相处细节，在这类展现父母职责与亲情的视频下，许多观众会自发地称发布者为自己的“爸妈”。一位“电子爸爸”博主“冬哥”还为“儿子”“女儿”们建立了粉丝群，在群里关注“儿子”“女儿”的生活日常。

　　“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妈妈”或许对“用爱发电”的要求更高。作为活跃的小组成员，魏茜还常在私信收到更多倾诉，需要她一次次共情，又一次次调节好自己的情绪。

　　一天夜里，一位“女儿”请求魏茜与自己电话聊聊。此前，她正安抚这位在哭泣的“女儿”的情绪，建议“我们去洗把脸”。电话从晚上十点多持续到第二天。挂断后，魏茜评价这次帮助为有些“失败”：“不同的人，原生家庭都不一样，我没有办法体会到。”

　　但这样的低落不会困扰魏茜太久。她说自己会保证在状态良好的时候才扮演妈妈，否则带着负面情绪，也是对求助者的不负责任。

　　许多互联网妈妈在“担任”时常收到求助与感谢，但网络世界中，也存在着对此恶意的揣测和攻击。一位“妈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她在设立账号前就受到了骚扰，但看着许多未成年人被困于问题严重的原生家庭，她还是决定在网上最大程度地给他们以精神支持。

　　一位“互联网妈妈”曾收到的评论。

　　她今年二十几岁。读书期间，她身边有不少患有抑郁症的同学，没办法集中注意力，也有的因为躯体化和药物作用，身体和精神都一直不好。初中时，她的同桌在和父母吵架后跳楼。在高中，她自己在学业的高压下确诊了抑郁症与焦虑症，几年后才慢慢康复。

　　作为曾经的亲历者，在浏览“孩子们”的求助时她能发现，很多青少年即使有自救和重返正常生活的念头，家庭在经济或想法上也没能予以支持。她坦言，“我不确定可以坚持多久，但我会尽自己所能地陪伴这些找到我的求助者们，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我。”